1. 粮票在改革开放前还是后
粮票在改革开放前 但80年代初也流通了一阵子
2.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为什么要发行邮票粮票和布
改革开放以前发行邮票与改革开放后到本世纪初一样，为了方便人民在两专地邮寄和接受各种信件和物品；至属于粮票和布票及其他的一些票券，那是因为咱们国家当时还在发展，国底子较薄，也就是不富裕，人口又多，粮食、布匹及一些副食品不足，只有按计划经济的方式供给这些东西，所以就发行了粮票、布票和一些副食品券等。
3.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城市生活的一些回忆
改革开放前，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恐怕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当然由于各自的价值观不同，有人认为那是一个恐怖故事，充满了迫害饥饿等等，而有的则以一种理想主义甚至多少有些革命浪漫主义的眼光来看待那个时代。但是生活就是生活，无论处于什么时代何种社会环境，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说，油盐柴米酱醋茶永远是我们生活的主旋律，即使是在那个所谓政治挂帅的疯狂时代也不例外。那么那个时代，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是怎么过的呢？
如果问今天80、90后的中国人，生活中什么最重要，大概十之八九都会回答，钱最重要。但是如果问70年代的中国人，生活中什么最重要，大概99%都会回答，票券最重要。在改革开放前，普通中国人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由国家按照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标准定量供应，票券就是供应凭证，它直接关系到每个人每个月可以吃多少米多少肉多少油，可以用多少肥皂甚至抽什么烟喝多少酒，换句话说，在当时可以用钱买到的东西几乎都要票券，有钱没有票券很多主要的生活必需品就无法获得，在某种意义上，人民币甚至可以说是票券的一种补充。大体上说，当时的票券分为2种，一种是粮票，主要用来购买粮食以及粮食制品，粮票又分为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2种，前者由各省市自治区发行，只能在当地使用。后者由国家发行，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使用；一种是购物券，主要用于购买各种日用消费品，比如肉、布、燃油，煤球等等等等。不同的地区，粮票和购物券发放的标准不太一样，比如边疆地区要比内地多一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行业发放的标准也不一样，比如在粮食定量上，高中生要比初中生多一点，在岗工人要比脱产干部多一点……因此，当时普通中国人家里一般都有“三本”，一是粮本，二是购物本，如果是全民或者集体所有制的职工，那还有一个医疗本。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有3种关系，一，户口关系，二，粮食关系，三，组织关系，这3种关系伴随了当时普通中国人的一生，而尤以前2种关系最为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在计划体制下，你能从国家那里获得多少生活必需品和工业制成品，比如自行车。因此，在改革开放前，票券可以说是绝大部分中国人家里最重要的东西。
衣
在色彩上，“灰蓝白黑（青）绿”的确是当时中国人衣着的主色彩，大体上说穿灰色的以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为多，蓝、白色以工人、普通机关干部和学生为多，黑（青）色以农民为多，绿色则是军人的专用色彩。因此从当时人们的穿着的色调和样式，你大体都可以判断出他们各自的职业甚至等级，比如穿带4个兜军装的就是军官，2个兜的就是战士。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衣着无论在色彩还是在款式上可选择的余地都不多，以至于以后有一部名叫《街上流行红裙子》的电影来反映当时中国人在衣着方面的变化。而在当时，父亲的衣服改给儿子穿，老大穿剩给老二，老二再传给老三的现象在当时的中国家庭不是少数。本人就因为在家中兄弟里非常走运地位于末席，有时候新衣服对于我来说只是过年时的一双球鞋。对于现在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各种款式和面料的校服差不多已经成为时尚的一部分。而改革开放前，中小学生最标准的服装是什么呢？高年级的学生一般穿仿65式军服，这在当时是一种时尚。而对于中低年级的学生平时着装没有特别规定，但是在重大集会和一些集体活动中，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红领巾（或者红袖套）则是标准着装，当时衣服的面料主要是以化纤为主。至于鞋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布鞋解放鞋还有球鞋是大部分中国人最常穿的，当然也有皮鞋，但是很多人一般都是在有什么活动时候才穿皮鞋，而对于很多工人来说，作为劳保的黄色翻毛大皮鞋则四季不离脚。不过，在我记忆里，鞋子好像是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几种不需要购物券的商品。
食
说到食，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城镇人口每个月吃多少吃什么事实上是由国家规定的。粮食分为主粮和杂粮，按照职业和年龄的不同每个人每月可购若干斤，同样食用植物油也是按照定量供应，粮食和植物油都由国营粮店供应。而动物性油脂，比如猪油则归入副食品， 用肉票按定量购买，当然购买猪肉牛肉也要用肉票。当时普通中国城镇家庭用的燃料一般是煤球以及煤油，这两样同样是定量凭票供应。在生活必需品中，我记得只有酱油，醋，茶叶还有盐以及一些调味品不需要票券，而象烟（主要是过滤嘴香烟），酒，糖等都需要票券，而出售这些商品的大到综合性商场小到2、3个人的小卖部几乎都是全民或者集体所有制。在当时中国很多家庭，水果糖一般都是用铁皮或者玻璃罐子装起来放在最不容易被拿到的地方，只有等到每天吃完饭，或者有客人来，或者在学校受到表彰才能从那个神秘的罐子里面得到一个小小的幸福，而在当时那个神秘的罐子不知道勾起了多少小孩子的犯罪欲望。顺便说一句，糖在当时是定量供应，但是准备结婚的人可以凭结婚证得到额外的供应。而在副食品里面，鸡鸭和鱼不需要购物券，但对于普通中国家庭来说，鸡鸭一般是婚嫁等喜事以及象春节这样重大的节日才上饭桌的，而鱼主要是靠自然生长捕捞，所以有一定的季节性，也不是四季都能吃得到的，但是那时候的价格却很便宜，比如抗浪鱼，我记得曾经就在0.5元到1元每公斤之间。由于当时没有农贸自由市场，城镇居民消费的蔬菜则是由国营菜站供应，主要是一些季节性蔬菜，价格写在一个牌子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当时大多数普通中国家庭，吃饱是最重要的要求，加之物资供应贫乏，所以当时城市中饭店酒楼很少，所谓的饭店也主要是卖一些诸如面条米线之类的杂粮食品为主，当然在一些饭馆也卖酒水炒菜，但是大多数居民很少去那里消费，而且在饭馆里面吃饭，如果没有粮票，那些铁面无私的营业员是不会给你一个米粒的，不过当时的物价却非常便宜，一碗米线或者面条，2两粮票0.05元到0.15元之间。
住
在改革开放前， 普通城镇居民（至少就我所知道的周边人群）几乎都做到了居者有其屋。当时城镇几乎所有的住房都是公房，公房大体分为2种，一种是由单位自行建造的或者产权属于该单位的公有住房，房屋分配权由单位掌握，居住者都是该单位的职工和家属，房租水电费等由单位收取，日常维护管理也由单位负责，这种住房一般都是单元楼或者筒子楼，卫生以及居住条件相对较好。另一种则是散布城区各街道的公有房。这些房屋一般是解放后公有化的产物，比如有的是原地主官僚和资本家的住宅，房屋的分配权由房管局（所）掌握，主要分配给没有单位自建房的职工以及所有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之外的城镇人口，房屋的日常管理和维护也由房管局（所）负责。这些房屋一般是平房或者大杂院，居住条件也较差，往往是一家几口人共居一室（本人就在大杂院里面住过非常快乐的几年），而且卫生条件也较差，往往是一条街的居民公用一个或者两个左右的公共厕所，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然而那时的居民却觉得没有什么不正常。但是不管怎样，那时候的房租水电等费用却真的非常便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对于一些鳏寡孤独的五保户，这些费用甚至全免。这种居者有其屋的政策甚至惠及两劳人员，当时两劳人员释放回归社会，如果没有住房，在派出所上了户口到粮食局上了粮食关系，再由街道出个证明就可以到房管局（所）申请分配间住房。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行
改革开放前，普通中国百姓的出行方式主要依靠自行车，公交车和火车轮船。在市内出行一般依靠自行车或者公交车，当时在很多中小城市包括一些省会大城市都没有出租车，更别说私家车。公交车又分为燃油汽车和电车，不过有一段时期中国可能燃油供应紧张，很多城市的燃油公交车都改装成燃气，即在公交车的车顶加装一个巨大的气囊，里面灌注天然气或者煤气作为燃料，当时成都很多公交车就做了改装，看起来非常威风。在那个时候，公交车的票价也非常便宜，票价实行分段收费，即在2至3站之内是2分钱，2至3站以外在此基础上加收一定的票款，但我记得一般最高的票价不超过0.2元，而月票大概成人是每月5元，而少年儿童则是每月3元，月票也分为2种，一种是可以乘坐所有线路的公交车，另一种则是限乘某些线路和区间的公交车。说到行，当然不能不提自行车，自行车是当时中国普通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工具，拥有一辆“永久”“凤凰”或者“飞鸽”牌自行车几乎是当时每个中国人最炙热的向往，有一辆新“永久”“凤凰”或者“飞鸽”牌自行车的自豪感绝不输于今天有一辆奔驰或者宝马。和绝大多数商品一样，购买自行车也是要票的，不过这种购物券与其他购物券不同的是它的发放不是全民性质的，它带有某种福利和奖励色彩。购买自行车的票一般发放到各单位（好像是由商业局负责发放），再由各单位以抽签或者奖励劳模先进工作者的方式分配，那些单位上没有分配到票或者没有抽到票的人就只能非常羡慕的看着那些幸运儿往自己家里推“凤凰”了。当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是代表中国家庭富裕程度和社会地位的标志性物品，甚至在很长时间内，自行车盗窃案都属于比较严重的犯罪，类似今天的汽车盗窃案。而火车轮船以及长途客车则是当时普通中国人城际出行的主要方式。乘坐飞机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政治地位和行政级别的象征，而非财富的象征。我记得原则上只有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凭单位介绍信才可以乘坐飞机，以至于有一次我父亲因为紧急军务乘坐了一次军用飞机，我就在小伙伴面前炫耀了好几天，这在今天是看来非常可笑的。因此，火车就成为当时普通中国人长途旅行的最主要出行方式。和今天一样，当时火车也分为硬座，硬铺和软卧三种，不同的是坐软卧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同样是一种政治地位和行政级别的象征，原则上能坐软卧的也同样只有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有一次，我坐火车无意中闯入了软卧车厢于是被乘务员象对待地主崽子一样赶了出来，于是恶毒地发誓有一天“老子也要坐一把”，多年以后夙愿得尝，却发现不过尔尔。至于轮船主要是沿江和内海周边人们的出行工具，和飞机，火车一样，轮船2等舱以上同样体现出当时中国社会特有等级制度。当然长途客车可能是当时最平民化也最平等的长途交通工具。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机动车大概可以主要分为客运汽车，货运汽车和公车三种。客运汽车主要就是那种象大面包似的客车。货运汽车则多数都是解放牌的，就是雷锋开的那种。而公车分为2种，一种主要是北京212吉普，一般为军队公检法等机关的公务车；另一种主要是上海牌轿车，一般为事业单位以及一些大中型企业的公务车。和今天一个科级干部都可能有专车不同的是，当时在中国能够有自己专车的干部理论上一般均为地师级以上，地师级以下的干部可以因为公务调动单位车辆，但是不能专用，比如当时昆明军区属于大军区，而军区机关内我记得除了几位主官和政委有专车外，其他下属职能部门的头儿上下班都只能骑自行车。
（以上只是对于改革开放前，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点点个人回忆。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社会生活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比如物价文革后期与改革开放前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比如公车问题，事实上在文革后期公车管理也没有那么严格了，很多不够级别的官员已经开始把公车专有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记忆模糊甚至淡忘了，因此文中叙述的部分肯定有错误的地方，但是基于自我的记忆以及行文的方便，我以一种静态的方式来描述那段时光，并不是说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前都是一直处于我所说的状态，而且由于当时中国事实上处于一种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因此本人对于当时农村以及农民的生活状态知之甚少，因此所叙述的基本上都在我在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的所见所闻，片面也就在所难免，望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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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革开放前哪时的粮票有用么
收藏价值 纪念价值
5. 改革开放前,国家设置"票证"的原因是什么"票证"起到了什么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物资匮乏，关系民生的日用品供需矛盾突出，国家在1953年10月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从此百姓生活进入了长达40多个春秋的“票证时代”。那时，各类票证五花八门充斥山城，粮票、肉票、布票、盐票、油票、煤票、烟票、蔬菜票……就连买糖果糕点、火柴肥皂也要凭票，票证渐渐成了城乡居民吃饱穿暖的一种保障。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票证才结束了它的特殊身份和流通历程。
或许再没有哪个国家会比中国的票证多，回首当年滋味万般的票证情结，我们不应该忘记它们，因为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方寸纸片，蕴藏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丰厚内涵，浓缩了共和国那段坎坷历史，记载了这座城市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艰难轨迹。
追忆——
物资匮乏的清贫日子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里，人们想必不会忘记各大超市的琳琅满目，丰盛至极。而时光倒流到上世纪80年代前，同样的节日，人们所考虑的却是怎样用几张节日里特别发放的票，给餐桌上添些油水。50年代中期，随着粮票的出现和广泛运用，关涉油肉布煤等百姓日常生活的各种票据也相继出现。
“那个时代，票比钱管用，没票寸步难行。”52岁的陈前荣是原九龙坡区蔬菜公司职工，这是他最初对票证的强烈印象。那时他还是个小毛孩，家中有父母兄妹五口，全家一个月凭票领100斤粮食，肉、油是每人每月半斤。“那时正是娃儿长身体的时候，哪里够吃嘛！你看我现在恁个瘦，都是那个时候亏了身体的结果。”他打趣说。
孩提时的陈前荣最巴望的就是过年，因为政府会增供粮食、肉油，如此不仅可以打牙祭，父母也会用存了整整一年的布票给他做套新衣裳，“这在当时是件很奢侈的事，因为小伙伴们大都穿着有补丁的衣服”。
虽说日子苦了点，还是有让他兴奋的事。读书时他一直是班上尖子生，为此学校奖给了他一张工业票。他兴奋地拉着妈妈去买皮鞋，谁知到了商店才发现根本就没有男式皮鞋，于是他委曲求全让妈妈买了双女式皮鞋，照样穿到学校去洋气了一番。想起往事，他忍俊不禁。
粮票开始使用时，65岁的王新明正在读高中，一月有32斤粮，而父母是普通居民，每人只有25斤。由于母亲在肉店工作，所以每月家里可以吃点油荤。不过好景不长，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那时他已是沙区一家油漆厂木工，每月有些收入，“但没有票还是买不到东西，有钱也不是万能哟”。
记得1960年有天下班后到馆子吃饭，他用二两粮票要了碗素面，谁知香喷喷的面条刚放上桌，一个小孩冲进馆子端起面碗就跑。那时他听说街上有人抢饭，没想到还真遇到了，于是追进一条胡同把小孩挡住，孩子可怜兮兮望着他，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棉花票对他说：“叔叔，我们换嘛，这个给你。”当时他哭笑不得，虽然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最后还是把面条让给了孩子。
都说当家才知柴米贵，75岁的李开贞婆婆也经历了物资匮乏年代的酸甜苦辣。那时她和丈夫带着4个孩子挤在一间10平米的小屋里，虽说丈夫是单位党委书记、市劳模，收入相对较高，但是当时的“九等十级”分粮制度规定干部的粮食定额更少，所以家里的吃饭问题就格外严峻了。“娃儿多，又有老人要照顾，只有亏自己。”李婆婆眼泪花花回忆。有次母亲生病，她用一斤肉票买了猪蹄，准备炖汤给母亲补补，考虑到孩子，又在汤里加了海带。晚饭时，她发现小儿子不停吐清口水，以为病了，再三追问，才知他看见家里炖了蹄花汤，却又不敢偷吃肉，只好吃了碗海带，哪知很久没沾油水的肚子不受，结果一直反胃。李开贞松口气后，第二天赶紧又拿了半斤肉票给儿子买肉补身体。
回味——
特殊年代的符号标志
眼下20来岁的重庆年轻人，对于粮票之类的票证往往不知所云，但对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来说，这些票证却能勾起他们对于物质稀缺年代最深切的回味。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即使是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物质也非常匮乏：从1953年11月到第二年9月，重庆开始实行粮食、棉布计划供应。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下发《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城镇居民，都必须凭所在城镇户口领取购粮证和粮票。1956年11月6日，重庆宣布对食用植物油实行定量分配、凭票供应，农民每人每月定量为5两，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定量为7两，植物油零售价格每市斤0.48元。
10月2日，市票证爱好者联谊会会长韩孝基对记者感叹说：民以食为天，在票证年代里粮票被人们视为生命票，“最初的粮票采用16两制计量，1959年改为10两制计量，1985年起改为公斤制。每逢佳节政府还会发行特殊票证，比如糯米只有到春节才作为年货凭证供应一次。全国有通用的全国粮票，有限用于各个省、市、县的地方粮票，还有军用粮票与个别单位发行的单位内使用粮票。需要到异地出差，就要通过手续把地方粮票兑换成全国粮票，所以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分别有个外号叫‘满天飞和团团转’。”作为上月票证收藏文化展示会的组织者，韩孝基表示：“今天我们集藏票证，不仅仅是为了保留那段艰苦岁月的痕迹，更重要的是抚今追昔，温故知新。”据他考据，从1955年到1988年，由重庆市粮食局发行的各种市内通用粮票有100余枚，“重庆粮票精致大气，其印刷工艺于细微处也一丝不苟，作为主图的麦穗玉米红灯笼、枇杷山与大礼堂、红岩村和朝天门无不充满颂扬与希翼。”
同样喜欢研究票证的收藏家余超伦告诉记者：“票证是历史长河中一朵灿烂之花，每一枚票证都是洞见历史的窗口。”在他收藏的上万张票证中，相当部分是1967年到1974年的语录票，“语录票票面以‘革命圣地’、‘工农兵形象’、毛主席语录为装饰图案，原封不动的政治口号随处可见。有些粮票写着‘打倒苏修’，无非是让老百姓吃饭时也不要忘记批判修正主义。”
从70年代开始，余超伦收藏的重庆票证种类有数十种之多，常见的分为四类：关于吃喝的有细粮票、粗粮票、糕点票、豆腐票、奶粉票、盐票、肉票等；关于穿戴的有布票、棉花票等；关于日用百货的有肥皂票、火柴票、烟票、蜂窝煤票、煤气票等；专用票证则有用于高干、婴儿、产妇和病人按规定之外的特需票证和多在春节额外供应的节日票等。
票证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符号标志，它留给人们的是不堪回首的苦涩。他说，“为了用足票证，人们想尽办法，商业购货券和肉票、布票要集中使用，3年困难时期甚至有人因为饥饿画粮票而获罪。”
感慨——
悲剧开始以喜剧收场
这样的画面经常发生在中兴路旧货市场：9月30日，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人出现在市场楼外，手里提着个鼓鼓囊囊的皮包，沿着小路逡巡着，最后在一家摆放着各种票证的地摊前停下来，问老板收不收粮票，老板连连点头：“收，收！”中年人打开皮包，内层里整齐叠放着花花绿绿的票证，然后不紧不慢的说：“还有豆腐票、火柴票、肥皂票……”
曾几何时，那些充斥在我们身边的票证已悄然消失，当它们再度出现时，这些曾左右过我们生活的纸片竟成了收藏家们青睐的佳品，历史的沧桑变化，怎不令人感慨万千！“我们又不得不承认，黑格尔曾说在很多时候历史往往是以悲剧开始，而以喜剧收场。”市博物馆史学家庄燕和说，“新中国历史上这段票证故事，我们完全可以在它悲剧的真实之中，发现一种喜剧的审美效果。”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缩小了消费品定量配给的范围。到1983年，国家统一限量供应的只有粮食和食用油两种，1985年长达30多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取消。1992年—1997年间，票证制度终于在全国范围内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时代的结束预示着中国由计划经济的短缺时代走向市场经济的过剩时代。1996年间，重庆曾在部分区域发行了最后一套印刷精美的地方粮票，但它几乎没人使用就被直接送进了收藏市场。
沧海桑田，如今悄然走进重庆人新生活的是一系列消费账单。现在，市民已经习惯定期收到一叠账单：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宽带费……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更使名目繁多的“卡”成为市民的新朋友。无论是逛街购物、请客吃饭还是出门打的、看病住院，银行卡以及各种衍生卡已成为市民的随身之物，刷卡消费已普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票证时代”到“账单生活”的转变，折射出的正是重庆乃至中国几十年来社会结构深层次的变革。
6. 改革开放以前那个时代要用票证购物，这说明了什么(急需)
新中抄国成立初期，由于物资匮乏袭，关系民生的日用品供需矛盾突出，国家在1953年10月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从此百姓生活进入了长达40多个春秋的“票证时代”。那时，各类票证五花八门充斥山城，粮票、肉票、布票、盐票、油票、煤票、烟票、蔬菜票……就连买糖果糕点、火柴肥皂也要凭票，票证渐渐成了城乡居民吃饱穿暖的一种保障。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票证才结束了它的特殊身份和流通历程。
或许再没有哪个国家会比中国的票证多，回首当年滋味万般的票证情结，我们不应该忘记它们，因为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方寸纸片，蕴藏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丰厚内涵，浓缩了共和国那段坎坷历史，记载了这座城市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艰难轨迹。
7. 改革开放前为什么买粮食要粮票
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一直处于从一个一穷二白而且是满目战争创伤的处境恢复专国力的过程。一属个人口占全球四分之一左右，可耕地却只占全球二十分之一的国家，要解决吃饭问题，无疑是头等困难之事。中国采用粮票制度，统筹调配，使得据大多数人得以生存，并且，团结一心，恢复了中国的国力。粮票制度是有功于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
1993年，改革开放十年后，根据具体的情况，中国在全国取消了粮票制度。但对于粮票制度的历史功绩，是不应该忘记的。中国的粮票制度，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份宝贵的遗产。世界各国在需要的时候也都在采用粮票制度，美国现在就在采用粮票制度。
8. 计划经济时，改革开放前，你没有粮票，买得到黑市粮吗要多少钱一斤
粮票不是李行亮的粉丝团名字嘛？？
9. 改革开放前中国市场上的各种票（粮票、油票）有哪些
改革开放前
中国市场上的各种票 （粮票、 油票） 品种 很多 很多
车票回 船票....
布票答 棉票 大衣票....
酒票 糖票 烟票 ....
煤票 煤油票 汽油票 ....
衣食住行 都要票
看电影要 电影票 很多哦！
10. 有没有关于改革前用粮票买东西的故事
1976年秋我被分配到承德地委党校当教员，转粮食关系时，我注
意到定量由当学生时的三十二斤，变为每月二十九斤。我问为什么，
回答说教员是干部，是脑力劳动，没资格高定量。对此，我很紧张。
我身强体壮，饭量颇大，每天不足一斤的定量，一顿就能吃下去。于
是，我赶紧给天津家中写信，请求支援粮票。
半个月后，救命的粮票寄来了，我进食堂才胆壮一些，才敢站在
圆桌边上吃。先前都是端回宿舍，怕守着售饭小窗口控制不住自己，
当知青时有米一锅有菜一灶的作风很难改，一放开肚皮就全不顾了。
每当我拿着粮票换饭票，拿着饭票、钱票丢排队买饭，我心里最羡慕
的就是伙房大师博了，他们可以在旁人吃完之后，守着一大洗脸盆菜
可够吃。馒头在大笸箩里，跟抓地里的石头一样方便。我心中忿忿不
平，我虽然是教员，但经常得去地里干活（当时党校干校合一），伙
房师傅风吹不着雨打不着，凭啥定量高，交的少，还随便吃？于是，
我很想改行当大师傅。后来，食堂管理员用十几斤粮票做诱饵，把一
个女打字员给勾引上了。气愤之余，断然打消改行的念头，宁愿吃不
饱，也当教员。当时大讲精神变物质，我教哲学，备着课肚子叫，就
在稿纸上画粮票，一斤拾斤到一百斤（我自己设计的），画成一摞一
摞的。教研室主任问你这是干啥呢？我说我正琢磨精神变物质的过程
呢。
我的一个男同事，人长得不咋样，个子矮，脸上还有点扁麻子。
可他的媳妇很俊，又高又白大眼睛高鼻粱，比他还小十来岁。我问你
咋这艳福，他得意地说全靠六十斤粮票。低指标那年他从部队农场复
员，手里有粮票，他给女方家六十斤粮票，事就成了。估计他说的是
真话。三年困难时期，六十斤粮票可是好东西呀，比后来的冰箱彩电
贵重多啦，兴许那就能救一家人的命。
他问我准备在哪搞对象，我说就得在承德这搞了。他说那你得攒
点粮票，一是万一女方家大人多，都能吃，你有粮票才能买点心啦馒
头啦给人家带去，显得你挺大方，人家吃着也实惠，丈母娘还会认为
你是过日子人；二呢，你娶了媳妇就有了家，熄妇就得怀孕，怀孕的
妇女吃俩人的饭，你还不能总给人家喝粥，否则孩子都受影响。
我那年二十七啦，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于是，我下决心，起码
在搞对象前攒六十斤粮票。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嘛。老人家早有这
话，咱原先没领会其中的深刻意义，得抓紧落实。
那时候，家在农村的干部手里的粮票并不很紧张，据说是家里往
粮站卖粮，就有了粮票。我不行，我家人全在天津市，全靠粮本上那
点粮食，支援我也很有限。我这个人又不大爱交往，有空就看书，也
没有一位粮票富裕的朋友。思来想去，觉得只能靠发扬愚公移山的精
神，处理好哲学上的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去解决粮票问题。所谓内因，
就是肚子内部需求太大。解决这个没别的法儿，只能控制，对它实行
“专政”，不许多吃，逐渐减少需求量；所谓外因，就是利用一切机
会，遇到不要粮票的东西，尽量多吃。比如去地里干活，偶尔食堂也
会白给一顿高粱米饭，那就不客气了，就放开肚皮猛吃。另外，就是
一旦有便宜菜，也要抓住机遇不放过。有一阵闹口蹄疫，这是很厉害
的传染病，食堂忙把猪宰了。两毛钱一份炖肉，牌子挂出来，谁都不
敢上前买。我想我爸说过，说我母亲连着生下五个女儿以后，我爸找
人算了一卦，卦上说你别着急，你子贵妻贤。既然我命挺贵，估计这
肉不会害着我。我上前就买了两份，吃得那叫香。吃完啥事也没有。
慢慢地，我手里就攒了三十来斤粮票。为了加快实现目标，我又买了
个煤油炉子，自己做一点吃，既省，吃的又舒服。后来做上了瘾，弄
得满楼道都是油烟味儿。有一天晚上停电，我和另一个教研室的女同
志合伙做面条，正擀着呢，进来一位二五眼的学员说，你们两口子做
饭呢。把我们弄得这叫难堪。那女教员男人是解放军，在部队上。那
阵儿党校抓了好几起作风问题。我吓坏了，那是军婚呀！可不能为攒
粮票叫人怀疑上。打那儿，我又回食堂吃了。
攒足了六十斤粮票，也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了。我记得和我爱人刚
见面时，也没啥话可说。没话找话，她说看你这身体，一定挺能吃。
我马上掏出抽屉里的粮票得意地说，放心吧，我有粮票，你家需要不？
我爱人笑了说，不是那个意思，你要是不够吃，我可以帮助你。我一
听心里这个难受哟，早知道你有粮票，我受那个罪干啥。说完我就去
食堂，买了五个馒头两份菜。同事说你不过啦。我说我不能光讲辩证
法了，我得讲讲唯物论啦……